研讨中国经济学：理论脉络与多元视角 | 《财经》随笔

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邓宇  

近年来，关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的讨论及研究日益丰富，而中国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经济学派的讨论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何把握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很难完全用某种模式或路径来清晰地描述，而是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并放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从多个维度予以解释。

至今，仍有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或“黄金时代结束”的说法，但这些说法总被现实所击碎。一方面是作为大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逆周期表现，越是逆风，越有韧劲，其背后的内生性支撑因素值得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潜能不断被激发。国内外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颇多，既有发展经济学，也有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等观点颇受关注。其中，有不少代表性著作，早期包括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吴敬琏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变革中国》，以及张军等出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中国发展经济学》等。从这些著作的历史回忆叙事、理论阐述、现实议题讨论等不同维度，基本能勾勒出比较清晰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变革，中国经济学的内涵更加丰富，围绕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更具多元化。

为什么需要中国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的经济发展问题。过往的经验追溯，研究中国经济是东西方学者重点关注的课题，理论派系多，争论点也比较多，比如国内所熟知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其著作包括《变革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学者。

该书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运用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探讨改革开放中官方政策与民间实践的互动机制。过去40余年来，有不少的欧美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及改革开放进程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这些理论学说各有特点，但其中也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认识有差异或不完整的部分。因而，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总结提炼及阐释中国的经济学很有必要。

为什么需要中国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实质还是要读懂中国，特别是理解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和多元化。众所周知，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不能脱离历史的土壤，也不能无视客观的发展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从过去70多年的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前30年主要实行自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早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后期经过改造和自主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

总体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发展环境。过去成功的模式能否持续？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全球占比已今非昔比，加快转型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传统的增长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征，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等逐渐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动荡。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演进，是在不断适应内外部形势变化，以及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历史进程。

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世界意义。过往研究范式中，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及推动中国的经济学发展，需要从理论创新的高度加以认识，这些新的经验和认识大大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同时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启示。张军认为，由于发展条件的相似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也将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发展和转型中的困难，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林毅夫在出版的《中国与西方：当前经济、政策与应对》提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书中提出了两点经验：一是借助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推动，各国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且需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才能充分挖掘潜力；二是根据一个国家不断演化的比较优势，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方法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形成了市场和国家功能的有机融合、互补，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经济学的一些早期进展

纵观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如果说早期的研究范式主要依赖于通过西方经济学进行解释，包括单纯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实证模型，忽视了其多元性和复杂性，近年来则主要倾向于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经验出发，在历史叙事、实践经验及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理论解释体系，强调自主性。

从中国经济学的演进来看，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范式加快形成，既源于经验实践，也吸收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有益的理论成果，具有包容性。通过比较研究同时拓展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深化空间，推动研究的多元化。具体来看：一是注重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和出发点，既要吸取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技术、市场、制度和管理等各个层面批判性地吸收，也要汲取其中的失败教训，少走弯路；二是注重从国情历史出发，坚持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提炼总结，并上升为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

早期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如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还有持续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等，这些学者的著作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比如股份制、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等理论学说，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及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研究探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始人林毅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被视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翘楚。从这些经济学者的著作及研究范式可见，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而且许多中国经济学者在学术研究的生涯几乎同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到变革的进程同步，因而是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一路走来的历史进程，其中的重大政策及历史叙事都有涉猎，这些本土经验难得可贵，同时又从不同程度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变革发展，独特的经验也使得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层层递进、走向成熟。早期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及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讨论虽存在部分学说争论，但整体共识增多，理论体系亦愈发成熟。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政策和现实问题，其学术生涯大量涉及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理论问题，比如《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中国经济运行与增长》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提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在第一版《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有阐释，后经修订于2019年出版。书中围绕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特征，从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关系分析了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制度创新等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宏观和微观运行机制的特点。而专著《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1986年出第一版，2020年作修订重新出版。以系统、目标和人为研究主线，主要涉及宏观、经济的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详细探讨了集权制度和分权制度的不同作用以及特征。其代表性的论述还包括“股份制改革”，主张以股份制改革来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资产交易机制来启动对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模式的改革，其改革经济学理论又被称为“所有制改革论”和“股份制改革方案”。

同时期，被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研究等领域，论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出包括“三环节配套改革”的学说主张，支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张，早期出版了包括《经济理论的演变与改革战略的选择》《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等系列学术著作，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国企改革、民营经济、资本市场等诸多现实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著作颇丰。而《吴敬琏改革文选》比较全面地收录了吴敬琏所撰写的经济改革理论文集，系统呈现吴敬琏参与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内容涵盖改革基本问题讨论、整体推进改革战略、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构建、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等主题。放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语境，这些理论学说对于拓展深化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启发意义，并彰显多元视角。

解释中国经济的多元理论视角

解释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过去十年来，以林毅夫、张军等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者，出版了具有多元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著作，既透过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层面，也基于本土实践给出更富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由内而外和由外及内的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研究本土创新与前沿研究的重要意义。张军在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重新修订整理出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书，就是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中国40年经济改革历程。书中聚焦于改革中的关键事件和人物，涵盖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要领域，旨在揭示改革背后的细节与逻辑。其意义在于，提供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新的方法论，即将政策研究与实证分析进行充分融合，以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的理论与模型进行检验，但最终仍应围绕中国经济问题的实际提出对策建议。

张军最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讲义》尝试构建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用更学术的眼光帮助读者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书中聚焦中国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战略，不但还原了1949年-1978年中国的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阐释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比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崛起、国企改革、财政分权等细节问题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还解释了中国经济崛起背后所蕴含的独特的制度创新和动力机制，这些问题既归纳了“过去”，也指向了未来。书中指出，中国未来的增长仍具有动力，结构性问题的改革将释放潜能，提升经济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是破局之道。

而张军等近期出版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则充分融入中国发展模式，重点阐释中国实践、中国成就和中国模式，同时瞄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政策和重大现象，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般逻辑并上升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讲述“中国故事”。

作为早期留学欧美以及在世界银行任职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及研究团队逐渐推动形成新结构经济学发展成熟，在其《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解读中国经济》以及最新出版的《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中国经济的前景》等著作均有涉猎，持续推动形成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由此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将禀赋结构与有为政府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力图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的精髓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思想二者结合，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现在的理论均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作为前提，但基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制度安排、历史文化传统并不一样，结构不一样就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内生性的。2017年，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文中指出，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其中切入点是要素禀赋结构。

有关新结构经济学，其中有几个比较广为人知的观点。一是比较优势。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在《中国经济的前景》有具体解释，即后来者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先进技术后消化创新，创新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发展速度比较发达国家快。

二是有为政府。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发展资本密集和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地发展起来，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会出现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这就是有为政府的来源。

三是有效市场。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需要有价格信号来指导企业家的技术选择，这些指导涉及他们将进入哪个行业，以及他们将采用哪种类型的技术。同时，还需要相对价格反映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及相对价格重新反映要素禀赋稀缺程度的相对规模，从而引导企业家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

结语

近年来，关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的讨论及研究日益丰富，而中国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经济学派的讨论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论是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哈里·科斯等，还是本土研究中国经济的学术先驱如厉以宁、吴敬琏等大家，以及当代经济学者林毅夫、张军等，源于不同视角的探索提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更多可能性，剖析了中国经济的多面性和独特性。如林毅夫所言，世界经济中心历来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对于经济学理论创新是最好的机遇。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还有待持续挖掘，过去较多倚重西方经济学理论或数理工具进行实证分析，而对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学派重视程度不够，未来需要进行系统梳理。

有学者提到，现有学术体系过度追求方法精确性，导致经验研究窄化为因果识别，理论研究偏向复杂模型的构建，却往往简化掉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现实因素。因而，这就表明中国经济学的未来研究空间还很广阔。除上述提到的部分学者，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泰安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的《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郑永年的《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从城乡、区域、制度等视角来解释中国经济，同样更具深刻的启发意义。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将有助弥合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鸿沟”。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许瑶）